1964年，刚进入湖南作协，就遭遇了文革，历经十年浩劫，又有五年干校时光，文学梦想被彻底击碎。然而，那年前往上海外调巴金这件事，却令我见证了被视为所谓为人的情形。
1967年，重阳节当日下午时分，我怀揣着介绍信前往上海作协。彼时，天色阴沉灰暗，有工作人员引领巴金至二楼的过道口处。然而，又有谁能够料想到呢，这位身为文学巨匠的人物，彼时正处于被铺天盖地的“打倒黑老K”这般标语所重重包围的境地之中。就在那样的状况下，我们在被监视的情形里，开启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谈话。
巴金有着令人惊叹的记忆力，提及三十年代时，晓得周立波翻译了肖洛霍夫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。1956年1月，他们一同奔赴东德参加作家代表大会，这件事巴金记得明明白白。那个时候，周立波原本是不愿意去的，是陈白尘打了好多通电话把他给劝来的。
周立波在德国那段时期，发了两次脾气。头一次是在大使馆陪着朱老总以及聂老总吃饭的过程当中，被德国作协喊回去参与活动。周立波不停地念叨着不应该离开，声称这样对朱老总不礼貌。巴金劝他说作为德国作协的客人必须得去，周立波当场进行反驳：“难道德国作协能够跟我们的朱老总相比较吗？”。
又有一回，在回国之前于飞机之上，周立波猛地大声叫嚷“我完蛋了”。缘由是他将党员关系信遗落在大使馆，没能够来得及把它拿回来。对于老党员来讲，这实实在在是关乎政治生命的重大事情。巴金谈及这件事情之际，语气当中充斥着对老友的那种理解。
巴金告知我，在其访德期间，大使馆转来了一笔钱款，这笔钱是德国出版社所送来的《暴风骤雨》德文版稿费，共计四千马克，换算成人民币有三千多元，在那个时候这当属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。周立波自身仅拿走了一千马克，还送了五百马克给巴金，其余的钱款全都上缴作为党费了。
此前在离开柏林的前一个夜晚，曾大使要求周立波在回国之后撰写关于访德的文章，然而却被他果断地一口回绝了。他表明自己马上就要返回湖南乡下深入体验生活，声称因为对德国缺乏了解所以写不出来。回到北京仅仅没过去两天时间，他真的就直接朝着湖南赶去了，一篇访问记都未曾撰写，最后的报告还是由巴金代笔完成的。
1962年1月，于广东湛江之地，巴金再度与周立波相逢。彼时，作协要求他以及冰心前去参与亚非作家大会，然而他再度予以推辞。巴金劝他理应前往，还言道倘若大家皆不去将会如何。巴金最后总结表明，周立波对于国际斗争着实毫无兴趣。
那次谈话提及了蒋牧良这一人物，巴金所能记住的，仅仅是他曾讲过蛇肉乃是最为好吃的，一旦品尝了蛇肉，便会觉得其他任何菜肴都丧失了味道。在谈及蒋燕之际，巴金表示她针对文协的外事活动表现得极为客气，且谈话氛围亲切融洽，故而自己对她怀有好感。就是这些细节，使我得以看到巴金在对待他人方面所展现出的真诚。
谈话历经三个多小时终结之际，我恳请巴金将内容撰写成文字，他毫无迟疑地满口应承。返回长沙不多久，便收到自上海方面寄来的色调呈浅黄色的信件。令我记忆深刻的是，信件之中，既未于起始处书写毛主席语录，结尾处亦不见万岁口号，质朴情形恰似巴金其人。
那次进行外调之举，工作人员未曾将介绍信给巴金看去，他自始至终都并不知晓我的姓名，处于被监视的状况之下，想要握一下手以表道谢之情都是绝无可能之事，然而巴金在彼时自身都难以保全的艰难逆境之中，并未做出给老朋友抹黑的行为，而是说出真话讲出实际情况内蕴，如此这般的高尚品德与崇高气节让我这一生都难以忘怀。
1978年12月，三中全会那段时间里，我在北京开会呀，听闻周立波病重了，急忙赶去301医院看望他。他身着棉衣，在屋里缓缓地走着呢，一听到《山乡巨变》被平反了，马上激动地询问湖南有没有给他平反。他说道文革耽误了他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，往后没办法多写了。
他在临走之际，痛苦地讲出了这番话语，在我泪眼变得模糊时，他却带着坦然的神情微笑着，表明明年春上会一起去开会，他与夫人林蓝把送到了门外，那一双写出了《暴风骤雨》《山乡巨变》的瘦削大手，轻轻地挥动着，这构成了我记忆里最后的画面。
处于那个黑白颠倒的时期，巴金以及周立波通过行动向我表明，什么才算是真正的作家。倘若你历经了那个年代，你身旁有没有如此坚守良知的人呢？欢迎于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点赞以使更多人目睹这段历史。